赵磊在《“包产到户”的账，不能这么算》一文中，对中国农村实行“包产到户”政策及其与粮食增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。
文章首先回顾了“一年到头吃馒头”的故事，指出“包产到户”政策实施后，农村生活得到了改善。赵磊认为，这种观点将“吃饱饭”的功劳归因于“包产到户”解放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，但这一归因值得商榷。
赵磊在成都郊区农村温江县进行调查时，发现农民们认为“吃饱饭”主要归功于农业科技的进步，如化肥、种子和农膜的引入。他指出，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，分散孤立的小农经济占据了几千年的统治地位，但一直没有解决“吃饱饭”的问题。
赵磊还通过调查四川仁寿县农村，了解到毛泽东时代的农民并不懒惰，他们为了多积肥，常常跑到几十里地以外的黄龙溪镇挑粪。他认为，化肥、农膜和良种是当时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代表，而“包产到户”只是生产关系变革。
赵磊指出，“包产到户”的主要功绩并非解决了“吃饱饭”的问题，而是让农民在农闲之外有了更多“自由支配”的时间，可以从事其他劳动或进城打工。他认为，“吃饱饭”的时间节点与改革开放阶段相吻合，但把“吃饱饭”的账完全算在“包产到户”头上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者。
文章最后，赵磊引用了多位学者和网友的观点，从多个角度分析了“包产到户”与“吃饱饭”的关系，指出“包产到户”制度边际效应趋零，产生农地彻底私有化的改革取向。
综上所述，赵磊认为“包产到户”政策并非解决了“吃饱饭”的问题，而是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，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。同时，他强调在评价“包产到户”政策时，应全面考虑历史背景和多种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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