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：
在20世纪中国左翼文艺发展历程中，瞿秋白对“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”的探讨与构想具有重要地位。他不仅将文艺问题与革命领导权紧密关联，还从中国近代历史角度阐述了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的“必要性”，并对其执行方案进行了分析和构思。
瞿秋白的文艺主张强调“党性原则”，取消了文学的“自主空间”，否定了文学固有的“普遍法则”。然而，这种批评往往忽略了瞿秋白提倡的“党性原则”并非仅止步于革命政权问题，而是通过凸显革命文艺的接受对象，设想另类的文艺发展路线。
瞿秋白在《文学导报》《文学月报》《北斗》等左联刊物上，对“大众化文艺运动”进行了深入讨论。他认为，要理解革命文化运动的“大众文化路线”的目标和诉求，首先要界定这场文化运动的“历史属性”。
瞿秋白对五四运动的定位似乎矛盾，一方面将其定为“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”，另一方面又认为“光荣的五四的革命精神，已经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仇敌”。然而，他并没有否定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，反而给予了它极高的历史地位。
瞿秋白认为，五四运动在文化政治层面上反映了“资本主义历史阶段”的普遍民权诉求，即“反封建主义”和“反帝国主义”两个历史主题。他试图通过“民权文化革命”的历史阐释编码来重新激活其革命可能性，在中国应当重新开启“无产阶级的‘五四’”。
瞿秋白对“资产阶级式”的文化团体进行了批判，认为其是“反革命”的力量。他强调，进步的、革命的文化社会势力在五卅运动时期分裂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：一方面是在“无产阶级政党”的领导下，与平民大众融为一体的革命派；另一方面是对畸形现实的统治者表示支持、沉默，或者持有（“虚伪”的）自由主义立场的“绅商文化派”。
在当代，重新激活民权文化革命的历史使命，我们需要继承和发扬瞿秋白的文艺思想，关注革命文艺大众化运动，推动文艺与革命领导权的紧密联系，以实现文艺的繁荣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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