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：深度新闻报道
导语：
香港回归祖国22年来，内地与香港的联系不断加深，从CEPA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谋划，国家一直在创造条件促进香港分享国家发展机遇。然而，近期发生的“修例”风波，暴露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人心隔阂，也引发了内地对香港作用与价值的质疑。
在“一国两制”框架下，探讨内地与香港经济社会治理的特点、互相取长补短，发挥香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这不仅有利于促进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，也有利于缩小内地与香港的差距，增强香港同胞对国家的认同感，促进香港繁荣稳定，推动“一国两制”行稳致远。
一、“一国两制”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
“一国两制”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从区域构成上看，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后，成为直辖于中央政府的特别行政区，与直辖市、省级行政区一起，共同形成了中央政府领导下的中央和地方两级国家治理架构，国家治理体系在区域构成上进一步扩展。
从制度建设上看，“一国两制”最初为解决台湾统一问题而提出，后来在香港、澳门率先实施，作为一个伟大的智慧和制度创举，既实现了香港、澳门顺利回归祖国，又确保了两地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延续。香港、澳门回归祖国后，中央和特区政府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的精神，坚定不移地贯彻“一国两制”的方针政策，妥善处理了涉及港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，拓展了“一国两制”的智慧，不断丰富“一国两制”的理论和实践。
“一国两制”行稳致远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体现。国家治理能力，简而言之就是运用国家制度和政策解决具体事务的能力。研究认为，“一国两制”在国家治理能力上的体现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- “一国两制”在香港、澳门的成功实践，对运用“一国两制”的智慧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2.香港、澳门的长期繁荣和稳定需要国家不断扩大开放、不断深化改革，不断增强中国在世界的硬、软两方面实力作为保障，维护香港、澳门现有的国际地位，为香港、澳门的发展赢得更好的国际环境。 - 维护香港、澳门的长期繁荣和稳定，关键还在于缩小内地与港澳经济社会发展内容和质量的差距，增强内地人民和港澳同胞之间的了解、尊重、包容和互信，最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的融合发展、平衡发展。
二、 香港经济社会治理：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启示
从港英政府时期到回归祖国后，香港的经济社会治理不断改革与创新，在施政理念、政府架构设置、公共品供给、关键部门和人员监察、标准应用与标准建设等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，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启示性作用。
1. 以顾客为标准的施政理念与精神
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视市民为顾客，要求公职人员富有责任感，尽力为市民提供优质服务。香港特区政府提出并一直践行以下施政原则：
- 政府必须了解市民的需求并以顾客的标准去满足这些需求；
- 必须简化其办事流程，适时改变管理系统以配合顾客的需求；
- 必须对公职人员提供关于顾客要求和服务标准的培训；
- 必须加强公职人员的专业性和奉献精神；
- 必须不断提高政府的反应性，有一个完善的处理顾客投诉及改善行动的程序；
- 必须使公务员体系更“人性化”。
这些理念和精神在历届香港特区政府施政过程中均有贯彻和体现，取得了良好的工作绩效，得到了市民的信任和支持。
2. 扁平化、高效的政府架构设置
在服务型政府的理念支配下，香港特区政府以维持小规模政府为目标，始终维持较小的行政机构系列和公务员队伍。行政架构方面，除行政长官外，香港特区政府机构由三级架构组成，一级为司，包括律政司、政务司和财政司；二级是负责政策制定的政策局（又名决策局），共13个政策局；三级是负责政策执行的职能部门，包括50多个职能局、署和处等部门。
研究认为，香港特区政府行政架构主要呈现几个特点：
- 一是三级架构职责分明、线条清晰，重心在基层，呈现扁平化的金字塔特征。
- 二是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工明确，政策局层面着重政策的集中和顶层设计，执行局层面强调职能划分和独立运作，政策局的局长一般不过问下属机构的内部事务。
- 三是职能部门的内部，除少数部门（如警务处）内部下设区域性的分区机构外，多数职能部门没有下设区域性分支机构，只有按职能细分的业务科。
行政效率方面，以香港税务局为例，根据2001年的数据，香港税务局3324名公务员承担了1004亿港元的税收任务，人均完成税收额3020万元。相比之下，2018年我国内地税务干部人员共约87万人，2018年内地税收收入约14万亿，人均完成税收额约1609万元，表明内地税收工作效率与香港差距明显，仅为17年前香港的一半多一点。
再以香港证券业为例，香港公司IPO申请及审批时限不断压缩，目前香港上市申请至发出首次意见函的平均所需日数缩短为24日，上市前咨询至发出书面回复的平均所需日数则缩短为14日。相比香港，内地这方面的效率差距则更大。
3. 准市场化、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公共品供给
在“小政府”架构下，香港特区政府通过一大拨、形式各样的公营机构履行公共产品供给或相关监管职能，实现“小政府大社会”的治理模式。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：
- 一是准市场化、市场化的公用事业治理。香港的公用事业，除个别（如水务、排污）由政府直接供给外，大部分通过准市场化、市场化的方式解决。对于一些投资较大，运营中能获得运营收入的公用事业，香港采取准市场化的模式，即政府先期投资由公营机构负责运营，政府视运营绩效不必追加投资和运营补贴，甚至慢慢退出投资。港铁公司和香港机场的运作即具代表性。目前港铁公司被公认为世界级的公共交通运输机构，无论是可靠性、安全还是效率，都一直保持国际级最高水平。香港机场则位列全球最佳机场第五排名。对于可以由私人机构投资、经营的公用事业，香港则通过不同的管理方式鼓励市场化发展。如电视广播、电讯、市内公交巴士、出租车和轮渡，通过发放专营牌照由私人企业经营；电力供应通过管制协议（约定价格、利润等）的方式由两家电力公司竞争经营，并鼓励新的供应商加入；燃气供应则完全市场化，政府几乎没有附加管制条件。
- 二是开放式、社会化的社会服务供给。我国内地强调基本公共服务，顾名思义就是保证最基本的民生服务。香港没有这个概念，一般讲社会服务，其内涵范围、运作模式与内地不同。追溯福利服务供给的历史，香港是先有NGO，后有政府机构，目前则形成了以公营机构为纽带，NGO、社会企业、私营企业等非政府组织为支撑的社会服务供给网络。公营机构代表政府，除直接提供少量公众服务外，主要承担对非政府组织的行业服务、监管和资助。物业、资金等都是政府可以提供给NGO的资源。最具代表性的是法定机构香港社会服务联会，目前超过400个机构会员，3000多个服务单位，为香港市民提供超过九成的社会福利服务，包括安老服务、康复服务及医务社会服务、违法者服务、青少年服务、社区发展、家庭及儿童服务等。以香港750万人口、190万户计算，平均625户就有一个NGO服务单位。以NGO组织每年接受约90亿港元政府资助计算，平均每家服务单位能够获得约300万港元的资助。
4. 相对独立的关键部门和人群的监督方式
如何监督公务员、监督警察以及惩治腐败，是法治社会的重要议题，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中的重点和难点。在香港，法定机构是依据法例成立的公营机构，履行相关法例所赋予的职权，但不属于行政体系和公务员范畴，其雇员在岗时享受岗位待遇、离岗或退休后既无身份也无待遇。香港通过廉政公署、申诉专员公署和监警会三个法定机构，实现治理腐败和对公务员、警察的监督，运作上相对独立是最显著的特点。
- 廉政公署早在1974年组建，是一个与所有的政府机关相脱离的独立的反贪机构。其首长廉政专员直接向特区行政长官负责，也仅仅向他负责，并依据《香港基本法》第57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权独立处理一切反贪工作。廉政公署成立以来，以执法、预防及教育等三管齐下的方法治理贪污，让香港成为全球最廉洁的地方之一。
- 申诉专员公署于1989年成立，并在2001年脱离政府架构。其首长申诉专员由特区行政长官委任，担当监察政府的角色，透过独立、客观及公正的调查，处理及解决政府部门行政不当引起的不满，防止公职人员滥用职权，也为公职人员受到不公平指责时提供事实真相。申诉专员的职权范围包括对所有政府部门（除香港警务处及廉政公署）及17个主要法定机构行政失当的投诉进行调查。
- 监警会于1989年成立，是一个独立的法定机构，负责监察香港警务处的工作。监警会由18名成员组成，包括政府委任和民选的成员。监警会的主要职责是调查市民对警务处提出的投诉，并向警务处提出改进建议。
三、 总结：发挥香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
香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，其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和经验对内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- 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“以顾客为标准”的施政理念，不断提高政府服务效率，提升人民群众的满意度。
- 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扁平化、高效的政府架构设置，简化行政审批流程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- 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准市场化、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公共品供给模式，引入市场机制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。
- 内地可以借鉴香港的相对独立的关键部门和人群的监督方式，建立健全监督机制，防治腐败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。
同时，香港也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，提升自身竞争力，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。
- 香港需要进一步完善“一国两制”制度，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和发展利益。
- 香港需要加强与内地的交流合作，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，实现互利共赢。
- 香港需要积极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
结语：
香港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，其经济社会治理模式和经验对内地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，香港能够克服当前的困难，继续保持繁荣稳定，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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